2003年，记者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次采访了“空姐杀害情夫案”的犯罪嫌疑人杨旸。经过接近2年的监狱生活，她显得憔悴了很多。杨旸在当空姐时认识了富商高晓兵，杨旸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在高晓兵的疯狂追求下与之同居。之后，杨旸发现高晓兵在老家已有妻室，为了达到与高晓兵结婚的目的，杨旸逼迫高晓兵离婚，之后又给高晓兵的妻子下毒……最后，在杨旸即将出国的前夕，她残忍地杀死了高晓兵，也挥刀斩断了自己的情妇生涯。

2003年3月，引起京城广泛关注的杨旸杀害情夫案开庭审理。

2002年9月9日，记者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到秦城监狱为“空姐杀害情夫案”的犯罪嫌疑人杨旸宣判时，法官问杨旸有没有思想准备，杨旸说有。法警问杨旸宣判时要不要搀扶，杨旸说不需要。当法官宣判一审判处杨旸死刑时，她的眼光在瞬间的惊恐和木然之后转而坦然，她说：“既然我做了，就要承担——”。

你能够相信吗？一个曾经当过空姐、上过北大、留学瑞士的只有25岁的漂亮女子，竟然在讲述她给情夫的妻子下毒和杀死情夫的过程中，能够无数次灿烂地笑出声来。甚至在记者给她拍照时，她还提醒记者从哪个角度能够把她拍得更漂亮。

2002年9月2日上午9时30分，记者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9法庭，第一次见到了刚从秦城监狱押解到庭的“空姐杀人”的犯罪嫌疑人杨旸，并对她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的独家专访。这是杨旸杀人以来接受的唯一的采访。之后，记者又两次采访了她。

无论怎样挑剔，坐在我面前的杨旸都是一个年轻漂亮和极好心理素质的女人，但是她的这种超人的心理素质和她的所作所为，在她时而笑语朗朗、时而充满艾怨、时而语气淡淡地讲述她对情夫的妻子下毒、杀死情夫的过程中，让我感到她的理智和冷静实在让人有些毛骨悚然。在初秋天气还非常炎热的法庭上，尽管有手持警棍的法警和表情严肃的法官在场，看着杨旸粲若鲜花的笑脸，听着她银铃般的笑语嫣嫣，我的后背还是感到一阵阵冒着冷汗。

我想到了罂粟，是畸形和偏执的性格让这个美丽的女人变得像罂粟一样，把美丽和邪恶集于一身。她和情夫超越道德的疯狂恋情最后以悲剧告终，但在采访过程中，杨旸始终没有对她行为作出忏悔。她一直在讲述自己的美好，讲自己本性善良，讲自己下毒和杀人是在某种特定的因素下突然迸发出来的恶，甚至是小孩子式的恶作剧……

以下是杨旸的讲述：

飞机上的邂逅，北大门口的鲜花，罗马花园的豪宅，使我爱上了那个年轻的富翁。

我今年25岁，出生在哈尔滨，在厦门长大。我从小倔强，小时候，妈妈给我梳辫子，稍微有一个辫子歪一点我都不干，都会哭闹着让妈妈梳理好。我的性格非常独立，甚至特别偏执，什么事情都自己作主，我追求完美，谁的话我都不听，长大以后，还是这样。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开始住校，后来到航空公司，也是自己作主，包括我放弃做空姐到北京读书和爱上高晓兵。我性格的形成，跟父母的离异可能有点影响。他们离异后都又重组了家庭，父母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定居在加拿大。

我毕业于厦门一个职业高中，这个学校与厦门航空公司在全省招一个班，30个人，如果考试全部合格就可以当空姐。那时候，在学校我是学生会主席，是个很活跃的人物。1997年我做了空姐，领导对我不错，很赏识我，让在示范组飞。大家觉得我干这行能够干得很好，但我觉得中专文化不够，将来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实习半年后，在最后转正的时候，我放弃了合同的签订，离开航空公司到北京大学读书，并在北京爱上了高晓兵。

说来也是有缘。作为空姐，每天都会接触很多旅客，但都是匆匆过客。我在航空公司实习的时候，在飞机上我邂逅了高晓兵，这一年我21岁。那天是从北京飞回厦门，因为要按照规定巡视客舱，我一路走过去，就看见一个小伙子特别灿烂地看着我笑。他像一个年轻的销售人员，留着小平头，穿得朴朴素素的，很有朝气。当时我看着他，就觉得这个大眼睛好像上辈子见过一样，印象特别深刻。

高晓兵不停地要咖啡，要可乐，不停地找机会跟我说话。当时要填写旅客意见卡和一些优惠的卡片，他就装作不明白，缠着我给他留个电话，借口是以后好找我咨询。当时公司对我们的要求是对旅客有求必应，因为留电话是自由的，再就是看上去他挺诚恳地一再要求，我实在不好意思，就留了传呼给他。我想，反正手机和家里的电话都没有留，就一个传呼，回不回也就那么回事儿。

后来到了厦门，他就经常呼我，约我见面、吃饭，我就回过一次电话，我以没有时间推辞了他。当时我想，尽管是一个善缘，彼此看一眼觉得眼熟，但他在北京，我在厦门，不可能交朋友，就是普通朋友也不可能。回个电话只是出于礼貌而已，不会有什么了。

除了那个电话，就没有别的联系了。这个期间，他每次来厦门都呼我，但我除了忙于航空公司的工作，还在到处找学校，没有理高晓兵。后来我爸爸说，到北大读书吧，专业好，牌子硬，我就到了北大读书，学工商管理。

我和高晓兵相爱是一年之后的事情了。已经是我上学的第二个学期了。突然有一天，楼下的阿姨喊：“杨旸，你的电话。”我跑去接，对方“喂”了一声，我也“喂”了一声，我一下就特别清晰叫出了他的名字“高晓兵”。虽然隔了了一年了，但他的声音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很激动，这个人竟然还这么执着，还记得我。我就问她怎么知道我的电话，他告诉我，是我把呼机留在了厦门，他呼我，我妈妈回了传呼，觉得高晓兵这个人特诚恳，就把我学校的电话留给了高晓兵。

第二天，高晓兵就开着车来北大接我。那天他打扮得特别时髦，西装革履地抱着鲜花，还喷了香水。我出了学校，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前面一辆车就停了下来，果然是他。

就这样，高晓兵对我展开了爱情攻势。他这人特别会交际，特别会搞人际关系。他在北京做了10年生意，经历当然丰富。对我这个那么年轻，又没有感情经历的女孩子来说，他对我的那种好，是非常感动而且很难拒绝的。那时候我非常单纯，不是因为金钱去追求某种繁华生活，纯粹是因为感情。当时他非常向上，非常有朝气，是个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他的自信是很让年轻女孩仰慕的。

就这样，他经常捧了鲜花来学校门口等我，因为他知道我特别喜欢鲜花。他开车的技术非常好，开得很稳，让你坐在车上就像坐在房子里一样。他很懂得生活，很会寻找男女之间生活的那种精神感受，他陪我说话，带我去十三陵。为了追求我，他甚至在北大报了一个英语学习班，从ABC开始学习。我想，这人挺上进的，30多岁了还那么爱学习，虽然他学习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让我每次陪他去听课，但我说我也要上课啊，我也没有时间。后来他来了两趟，就不来了。

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他结婚了，有时候他对我说，你看现在像我这样大的人，都结婚生孩子了，你看我多年轻啊，根本不像30多的人。那意思是想告诉我说，他还是单身。

有一天，他突然让我下课之后去亚运村的罗马花园。我去了才知道，为了离我近一点，他在罗马花园租了一套房子，让我去是签租房的合约。到了那里，我很意外，他的家里有好多人，有他的同事、司机和他公司的很多人。我一下子愣了，其实我跟高晓兵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火热的地步，但他这样做有一种公开我们情侣关系的感觉。高晓兵跟我说，学校的条件毕竟差一些，就搬过来住吧，我就搬进了罗马花园。

就这样，我们渡过了爱情生活最美好的一段日子。

他的老家早有了孩子，而我又怀了他的孩子，我给他期限，让他必须在一两年内离婚，跟我结婚。

因为生活在一起，他的一些事情就瞒不了我了。有时候他打电话，我隐约能听出来他一些事情瞒着我。虽然我在闽南长大，但长期在学校和生活在来自北方的家庭，没有闽南的语言环境，一直没有学会闽南话，但我听高晓兵打电话的语气会听得出来。有时候他打电话的时候，叫小孩，我差不多就知道了他在泉州有家庭。我就问保姆，保姆是泉州的，对高晓兵比较熟悉。但保姆支支吾吾不肯说，只是对我说，高晓兵这个人挺好的，你好好待他就好。虽然我爱高晓兵，但我不能容忍他欺骗我，尤其是他在老家有了妻子和孩子。

对待这件事情，我非常生气。有一天我们专门谈如何解决这个事情，当时我就哭了，我说，你不该欺骗我，你要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他当时也哭了，一个平时非常坚强的大男人，哗哗地掉眼泪。他说他婚姻很不幸，跟妻子没有共同语言。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找着真爱。他说，结婚的时候还年轻，不懂得爱情，但后来有了孩子，就拖下来了，现在不想再将就着过日子。他还告诉我，在我之前，他曾经有一个女友，是服装学院的一个学生，后来那个女孩跟别的男孩好了，就离开他了。我说，如果仅仅是你结婚了，跟你妻子两个人还好办，但现在有了个孩子，小孩那么小，现在怎么解决？

就在这个时候，我怀了高晓兵的孩子。因为是第一次怀孕，我很害怕，又在学校里，就瞒着家里把孩子处理掉了。这件事情，到现在我都耿耿于怀。我觉得女孩子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心理上一直不平衡。但他态度非常诚恳，特别加倍呵护我。但对他离婚的事情，他说，孩子那么小，如果父母离婚的话，肯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创伤，不能因此伤害了孩子。我说，我给你一段时间的期限，一两年内，看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决定是否分手。

这个期间，我们两个人正是相亲相爱，难舍难分的时候。而且在我那么小的年龄，只有22岁，出现这个状况，我很难理智地选择分开，而且我也分不开。一是都在北京，断不了电话联络，二是我也无法独立生活。对于这个问题，法院开庭的时候，法官说我是争取一份不该属于我自己的幸福，意思是说假如我果断地离开高晓兵，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情况了。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积累下来的点点滴滴的情感，很难一下子割舍。人的生活不是一个阶段过去了，一下子断裂开，重新开始另一种阶段。那时候我没有能力重新选择一种新的生活。现在看来，我的确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当时太优柔寡断。但那时候我特别爱他，又是我的初恋，他对我也特别好，所以我也很难离开他。

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了，但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一个女孩子，面对这些问题，情绪不免受到影响，生活上遇到一点小事，我就会很烦躁，有时候就会无缘无故地跟他吵，但他一直谦让着我。

这个期间，他的妻子赵丽晶虽然没有来过北京，但他的妻子的存在，对我而言是一种耻辱。高晓兵对我说，你不是什么第三者，不是你来主动破坏我的家庭，是在你不知道我的家庭的情况下，我们相爱的。后来高晓兵的妈妈来北京，跟我们一起住，看到我们吵架，她妈妈还说他，你看你们吵什么，这不是你一定要选择的人吗？高晓兵的妈妈不太喜欢我，嫌我瘦。按照闽南人的审美观，她妈妈喜欢那种圆头圆脸的人。当然也有心理因素，因为我的身份是很尴尬的。

春节期间的离婚闹剧，生活中的纠纷，他离婚无望，我远赴瑞士逃避感情。

转眼到了1999年的春节，我跟高晓兵一起回福建过年。我对高晓兵说，在春节期间，你要把你家庭的事情解决了，毕竟我在你们夫妻之间存在着，这种关系不能持续下去了。他虽然答应了，但做起来是有顾虑的。腊月而十九那天，他从泉州来厦门找我，虽然没有谈他家庭的事情，但我们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春节他必须跟妻子摊牌。我对他说，你要自己作出选择，要么离婚，要么我们分手。

最后他要回泉州的时候，我说我送你一段吧，他说可以。快上高速公路的时候，见我还没有下车的意思，他就有点生气，以为我要跟着他到泉州去挑明这件事情，去闹事。我这个人特倔强，越这样我就越来气。我说，那我就跟你回泉州。其实我没有跟他去泉州的打算，我下楼的时候，包和衣服都没有带。他说，走就走，一起去你跟赵丽晶说。两个人一较劲，我们就闹着去了泉州。我说你给你妻子打电话说我要去泉州，他就打电话告诉了他妻子。在当时，赵丽晶还不太相信，以为高晓兵开玩笑。

一路上，高晓兵告诉我，他和妻子赵丽晶认识不长时间就结婚了。他的妻子非常善良，是个家庭妇女型的女性。高晓兵说，我要跟赵丽晶离婚，就要分一半家产给她，这样咱俩就没有什么了。但我说我不管这些，你怎么补偿人家是你的事情，我们这个关系得弄清楚。我妈后来说，高晓兵太贪了，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放弃，这样不行，这个社会不允许，法律也不允许。

到了泉州，我没有去见赵丽晶，高晓兵把我安排到酒店住下。大年三十的时候，我打车回了厦门。临走的时候，我对高晓兵说，既然事情已经挑明了，你看着办吧。大年初三的时候，高晓兵来找我，说大年三十晚上他在家里闹了一场，他妈妈又哭又闹又要上吊，问我怎么办？我说，不是我逼着你怎么办，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

这件事情就这样不欢而散。我也没有敢跟家人说，因为我爸爸比较严厉，直到现在出事后，爸爸才知道我那时候谈恋爱了。过年后我们回了北京。刚到北京，高晓兵的妈妈就以生病要到北京治疗为借口，目的是来北京看看我们是什么状态。他们在北京住了几个月就走了，高晓兵父母对我们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他们基本能够接受我，但泉州那边的赵丽晶也不想放弃，毕竟已经有了孙子。高晓兵的父母还跟我说，我们也不想伤害你，你看高晓兵这么喜欢你，将来你要有了孩子，也是我们郭家的孩子，也是我们半个儿媳妇……

这个期间，我跟高晓兵和他父母产生了一些矛盾。有一次高晓兵的劳力士手表莫名其妙地找不到了，他们就认为是我拿的，我百口莫辩，两个人冷战了一个月。高晓兵对我态度也变了，突然出现的不信任，对我伤害特别大。

这是1999年，我22岁。到了下半年我离开了北大，跟高晓兵生活在一起。这时候我产生了出国读书的念头。我出国两个目的，一个是学习，提高自己的水平；二是逃避感情，互相给对方一个思考的空间。我的父母都出过国，尤其是母亲，常年定居国外，他们也希望我能够出去读书，高晓兵也很支持。

2000年4月，我去了瑞士读书。本来以为这样我们两个人可以冷静一下，但实际上根本冷静不了。他的电话无时无刻就会来，有时候上课都会打来。我们的学习是边工作边学习，就住在学习的酒店。晚上我把手机关掉，他能从酒店的6层挨个房间一直打电话，直到找到我。他脑子特别灵，有时候找我同事，我同事不愿意叫我，他就骗我们同事说他来瑞士了，让我同事满楼里找我接电话。

我到瑞士的第一个月，他的手机费就花了3万多。我们的学习是3个月一个学期，一到学期结束的时候，高晓兵就打电话给我说，你快回来吧，我想你想得不行。就这样，一到放假，我的同学都到周围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去旅游，我就回国跟他团聚。我们同学都说我坐飞机就象打的一样。

当时我们两个人虽然有点矛盾，但我们分开后还是互相想念，每次团聚都有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

慢慢的，高晓兵变了，我们开始有了分歧。每次回国，我都发现高晓兵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物化，大概是生意上的压力大的原因。开始他跟别人合股做汽车零部件的进出口贸易，后来贸易不好做，赶上房地产热，他就改行做房地产。跟高晓兵合作的那个香港老板对高晓兵的影响很大，那个人每次来北京都会换女朋友，都是大学生、研究生。那个人在南方有3个老婆，广州一个、深圳一个、香港一个，还有5个孩子。我不喜欢高晓兵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但我又无法劝阻他。为了应酬，高晓兵天天在KTV包间里莺歌燕舞。有一次我从国外回来，去找他，正好他跟客户在KTV包房里，他还把手放在人家小姐的腿上。我特别生气，把手上的包一下砸在他身上，在那里大闹一场。

高晓兵是一个敢做敢为的人，他很有性格，也很要面子，这是我喜欢他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一次，他觉得我很不给他面子，把他的客户给得罪了，往回走的时候，他非常生气，我们一路吵闹着回家，快到家的时候，他气急了，从地上拿起一块砖头，照我脑袋打过来，把我打得头破血流，去医院缝了3针。但我想，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加上他后来又道歉，我就原谅了他。

我们在价值观上也有了分歧。我刚认识的时候的高晓兵是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而现在他完全变成了商人。我很痛苦，有时候我问自己，我是爱现在的他还是以前的他？他现在已经变了，我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但我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给他妻子下毒，又亲手杀了他，我用尖刀结束了我们的恩恩怨怨。

我又要回瑞士了，去机场送我的时候，高晓兵告诉我，在我出国期间，他在现代城买了一套房子，是用赵丽晶的名字买的。高晓兵解释说他是香港身份，现代城的房子是内销房，不能买，只能用他妻子的身份证买。我非常生气，但高晓兵说，用赵丽晶的名字买房，我们都不会吃亏，因为将来离婚，家产也是一人一半。高晓兵还告诉我说，我回瑞士后，赵丽晶就要带孩子来北京，是高晓兵的父母提出来的。我一听就明白了，他们是要巩固夫妻感情。我问高晓兵是什么态度，但高晓兵既想跟赵丽晶分手，又有儿子和父母，夹在我和赵丽晶之间很为难。

我想，高晓兵那么热情地把我从瑞士接回来，两个人在一起，多么恩爱，但我转身一走，他又要把老婆孩子接回来，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就在首都机场，我临时决定去泉州，我想去跟赵丽晶谈谈，让他们分手或者想办法让赵丽晶来不了北京。我把去瑞士的机票换成3天以后的，买了一张机票去了泉州。我正不知道用怎样的手段让赵丽晶来不了北京，恰好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孩喝了水银肚子痛，就买了10支体温计砸碎，找了个小瓶装了水银，想给赵丽晶喝下去。我想起高晓兵曾经提起过给赵丽晶办理移居香港的事情，就给赵丽晶打电话，告诉她我是办理香港移居的人员，约她面谈，赵丽晶答应了。

我们见面后，赵丽晶问了我办理去香港的情况。我说移居香港要作身体测验，就给她一张避孕试纸，让她含在嘴里，接着我就让她喝了水银。见她喝完水银之后，我很害怕，匆匆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赶忙回了北京。我让赵丽晶喝水银的事情，高晓兵当天就知道了。而我赶忙回了瑞士。

在瑞士我一直忐忑不安。但事情已经出了，后悔也没有办法。好在后来赵丽晶经过多方治疗后痊愈了，没有留下后遗症。

经过这些事情，高晓兵也开始疏远我，我对我们感情的事也心灰意懒，打算跟他分手。这个期间，已经移居到加拿大的妈妈也打算让我到加拿大念书。

2001年4月，我从瑞士回国办理去加拿大留学的签证。从国外回来，我的心气也高了，加上价值观不一样，我妈妈也强烈地要我跟高晓兵分手。去加拿大学习，一是投奔母亲，二是学习，三是逃避感情。虽然高晓兵因为我给赵丽晶下毒的事情疏远了我，但我们仍然交往，他也经常帮我去跑着办签证。那时候我和高晓兵的关系已经心照不宣。以前我是跟高晓兵同居在一起，现在他在现代城的房子，连钥匙都没有给我。在等待签证的期间，我在外面租了个房子居住。

2001年6月27日晚上12点之前。我从我的住处打车到了现代城，从车库坐电梯到了高晓兵家门口等他。因为生意上忙，他经常晚上12点才回家，我就赶在这个时候去找他。12点左右的时候，高晓兵回来，一见我就问，你怎么又来了？我说，我想见你，有事情跟你说。他说，明天早上我还有事情要早起，你回去吧。我没有走，他把门打开，我们就进了门。

进门后，我们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问了他一些最近的工作情况，他没怎么理我，然后就进了卫生间。我听见他在卫生间打电话，好象是给一个女孩打的。我很生气，关掉电视，就脱了衣服上床等着他。他进卧室后，我跟他说我有了男朋友和一些气他的话。他很生气，一下子过来把我摁在床上，疯狂地跟我做爱。

完事后，高晓兵睡着了，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在考虑我跟他这些年来发生的一切。想起刚才他打的那个电话，我想看看他是给谁打的，就拿了他的手机和电话本对照着看。大概是听到手机按键的声音，他醒来后看我查他的手机，非常生气，边抢夺电话本，边打我，一边打一边骂我说，就不该让你进来，上次就该打死你……

追打我的时候，高晓兵跑储物柜去掏东西，我知道里面有把锤子，就往外跑。他拿了一把刀子追了过来。我把电话本甩给他，把手中的衣服和包扔到他脸上，趁这个时候，我冲过去按住他手上的刀，只听他“啊”了一声，可能是刀子碰到他身体什么部位了。这时候我已经抓住刀柄，在抢夺中，我一使劲就把刀子捅到他肚子里。我立刻把刀拔出来，我们都愣住了，对视了几秒钟，他突然把我推向大门口，大喊，救命啊，有人杀人啦。

我在跟他的抢夺中，又把刀刺向了他的脖子和胸部，总共有十几刀。最后我们都没有力气了，我和他面对面坐在地上，他说，你走吧，我恨死你了。我说我要带你一起走。然后我把他抱到洗手间，把房间里的血迹打扫干净，把带有血迹和床单和窗帘放到洗衣机里洗了。

我找了个垃圾袋把刀子和擦拭血迹用的手纸和毛巾装好，下楼开着高晓兵的奥迪车，到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扔掉。然后我打车回我租住的地方拿了一个大箱子，又返回现代城。我把他用垃圾袋把上半身套起来，把他放进箱子里。因为箱子小，放不下他。我就下楼去附近的蓝岛大厦买一个更大的箱子。等我回去，还没推开楼道的门，就听见保姆李大嫂在报警。我想可能是她发现了高晓兵，就赶紧离开了现场。

我到高晓兵的奥迪车里哭了一会儿，接着回到我租住的地方收拾了自己的行李，然后去一家医院去治疗手上的伤。

几天后，我在亚运村一个地方租了房子住了下来。我当时不知道高晓兵是死是活。这个期间我还一直在上课，加强英语学习，准备去加拿大读书。我一直想打听高晓兵的情况，但我不敢，怕他的弟弟来报复我。我想，只要高晓兵活着，就不会报警，因为他爱我。直到2001年10月8日，我去加拿大大使馆办理签证，被警方抓获。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讲了……

在采访之前，杨旸曾强烈地拒绝采访，她说，这是她的人权。在记者出门接电话的时候，她小心地问法警，她不接受采访会不会影响她的判决。看来，她对自己的将来还充满了生的希望。后来经过记者接近半个小时的劝说，她终于答应接受采访。整个采访过程，杨旸一直表现得非常轻松，包括讲述她下毒和杀人的经过。笔者最后问，作为一个女性，在你有条不紊地实施犯罪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你所做的一切已经超越了一般女性的那种理性和逻辑性？杨旸说，我从小就这样，决定了的事情就一定去做，没有人可以阻止。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提出给杨旸拍几张照片。她象开始拒绝采访一样拒绝拍照。当然，杨旸最后还是配合记者拍了照片，甚至在拍照的时候还摆了一些镜头感很强的动作，并且让记者尽量把她拍得好看些。

在记者拍照的时候，杨旸突然对记者说，你问了那么多，为什么不问问我现在是怎么想的。我说你说吧，杨旸看了看法官，说了如下的话：既然我做了这个事情，就会勇敢地去承担。我跟高晓兵的关系不知道法律上怎么界定，我认为是实质的婚姻关系。我不应该对高晓兵下毒手。发生这个结果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一是我不懂法，二是性格比较倔强，处理事情比较容易偏执。如果当时冷静一点处理这个事情，去自首或者尽快去救护，他也不会死。在感情方面，我想彻底忘记高晓兵，忘记我们之间的相互伤害，忘记我为他付出的这么多。现在我特别痛苦，特别不值得，他也不值得……《解密中国大案》